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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本篇是为纠正汉儒对儒家经书篇题的荒诞解释而作的，批判了他们对经书的神化。
文中谈到的经书有《诗》、《书》、《易》、《礼》、《春秋》和《论语》。
汉代自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以后，今文经学成了官学。这种经学对儒家经书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加以神化，成了一种进身做官的敲门砖。王充站在比较讲究训诂和史实的古文经学的立场，对这种官学进行了批判。
王充指出，“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他们稍有一点名气，就“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竟进”，根本不专心研究经书，使得“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真”。王充认为，造成这种风气的原因，一方面是“欲明经”当官，一方面是“校古随旧”已成习惯，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所以就连“经传篇数”也被说得神乎其神，如说《春秋》纪鲁十二公，是取法于一年十二个月，而《春秋》则为年名。他的结论是：“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
本篇所谈的五经原委，是研究两汉经学源流的可靠资料。
【原文】
81·1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注释】
五经：参见25·17注。
蚤：通“早”。
汲汲：形容心情迫切的样子。
正：纠正，考订。粗粗：浅陋。
【译文】
儒者解释五经，大多不符合五经的真实情况。先前的儒者不见它的来龙去脉，凭空编造许多虚妄之说。后来的儒者迷信前辈老师的说法，遵循旧有的解释，把那些辞语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就急于当老师教人，及早做官，迫切地争着往上爬，没有时间集中精力用心钻研，以考订核实五经的本来面目。所以虚妄之说流传不绝，真实面目被埋没而不被发现，五经全都失去了它真实的面目。《尚书》、《春秋》中所记载的史事比较容易弄清，只要对有关五经题目方面的各种浅陋说法略加纠正，便可以弄清有关经书内容方面的微妙解说。
【原文】
81·2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11），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时（12），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13），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14）。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15），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16），征为古文《尚书》学（17）。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18），空造百两之篇（19），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20），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21），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
【注释】
二十九篇：指今文《尚书》二十九篇。
李斯：参见21·12注。
济南：郡名，在今山东西北部。伏生：即伏胜。参见61·8注。
孝景皇帝：汉景帝。参见9·12注。“景帝”当为“文帝”之误。《史记》、《汉书》皆云派晁错向伏生学《尚书》的是汉文帝。下同。
始存《尚书》：指开始设立博士官，教授《尚书》。据《后汉书·翟酺传》，立《尚书》博士是在汉文帝时。
晁错：参见39·8注。
倪宽：参见10·1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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