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想开间家庭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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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开间家庭旅馆

玛利亚穿着一袭粉红色的羊绒衫来长途汽车站接我们，手里举着写有我们名字的巨大纸板，而且她身后还跟着一个推着独轮小车的行李员。我们真是被她的专业精神震撼了，如果要我们自己拉着行李穿行在石子路的小镇上找酒店，那我们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无疑要大打折扣。老太太戴着一副儒雅的金丝边眼镜，灰白的短发一丝不乱，嘴角永远带着慈爱的微笑，被热带阳光晒成浅黑的肤色和永远大步流星走路的姿势让她显得格外精干有活力。

她的家庭旅馆还有一半的面积在装修中，施工材料码放得整齐有序，尽量不暴露在客人视线可及的地方，不过也看得出，她的装修工期一定会拖得很长。旅馆的地板擦得纤尘不染，小花池修剪得精致可爱，还装了地灯，摆放着古巴常见的花园人偶。很显然，她也是“绿色革命”的参与者，不过她种的不是土豆和地瓜，而是龟背竹和兰花。黄色的墙壁显然是刚刚漆好或者保养得当，非常光洁漂亮。她很专业，分配房间、搬运行李、提供当地旅行信息……各个环节都被她关照得很好。安排好一切后，她总是格外开心地在胸前一拍手，然后两掌相握，很期待地朗声问道：“好了，还有别的需要吗？”仿佛是嫌客人的要求还不够有挑战性似的。

“对了，晚饭想吃点儿什么？”她期待地看着我们。

我们心里有数，这里是古巴，而且是内陆山城，客随主便吧，我们从来没什么过高的期待，鸡肉很常规，能有猪肉的话，在古巴就算是大餐了。

“你们有什么？”我随便一问。

“鸡肉、蔬菜。”

“嗯，中规中矩。”我心想。

“我们还有鱼和龙虾。”玛利亚老太太颇为得意地来了个结局段落的甩尾小高潮，忽闪着明亮的眼睛等待我们的反应。

“真的假的？”我们面面相觑，因为我们在路上听同车的一个古巴人说过，古巴虽然开放了，但是渔民捕捉到了龙虾之类的高档海鲜，还是要上交渔业联合体之类的“上级部门”，是不能自己销售的，而“上级部门”会把龙虾供应给档次最高的“涉外酒店”或者“涉外饭店”。在这种小山城的家庭旅馆吃龙虾？这实在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山城特立尼达，让用色最大胆的画家也为之折服。（古巴特立尼达2012年）

“我们还有上好的葡萄酒，白酒和红酒都有。”玛利亚居然还留了最后一手，彻底击垮我们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见。

晚餐上桌的时候我们彻底被折服了，上菜的顺序、桌布的颜色、盘子的质量甚至是菜品的摆盘和卖相都不输给欧洲的专业餐厅太远，老太太最后说：“因为你们不喝酒，我推荐番石榴汁，搭配海鲜也不错。”听都没听过，我们当然悉听尊便了。

最后我们把肥美的龙虾和醇美的汤汁一起彻底消灭干净，在温润的晚风里感叹生活真美好，摇曳的芭蕉叶子不断点头称是，整座古镇保持着千年如故、奇迹般的沉默，极致的安静，真的是最美妙的音乐。

旅行的经历其实一点儿不值得矜夸或者称奇，我们只是顺从命运的安排，心向善，脚向前，如此而已。（古巴特立尼达2012年）

饭后玛利亚又自信满满面带着微笑来到桌边，如常拍一下手，慢悠悠地问：“好了，还有别的需要吗？”

“没了，真的没了。”

“晚餐还满意吗？”

“远远超过期待，您是不是以前做过酒店的管理？不过我对您的第一印象是退休教师。”龙虾的鲜美和果汁的爽口让我比初来乍到的时候坦白了不少。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不经意的问题好像意外扣动了冲锋枪的扳机，玛利亚一口气聊了几个小时，说起了她的故事。

玛利亚原先是一个纺织工程师，很年轻的时候就离乡背井到哈瓦那读书，后来因为成绩好，被公派到苏联留学，获得学位后作为高级人才回古巴工作，在圣克拉拉（格瓦拉在那儿打过一场漂亮仗，所以那里现在仍然是纪念格瓦拉的著名革命圣地，有闻名遐迩的巨大格瓦拉像。而且那里也是古巴纺织工业的中心，有数家规模巨大的纺织企业）做技术员，后来成为正式的纺织工程师，还分配了房子。她说当时的月薪325比索（古巴公民使用的货币单位，被简称为土比。古巴实行货币双轨制，类似中国当年的人民币和外汇券）。比索和古巴元（CUC，就是古巴的“外汇券”和美元比价相当）的比率为1:24。在古巴，1磅大米的价格约为5比索，按照一个人一个月食用大米30磅来计算，一个月的大米花销就已经要花去150比索。加上家人的花费，她开始觉得捉襟见肘了。后来，她父亲在一次意外发生的车祸中撞到了一个男孩，后来因为操劳和愧疚（她完全没提到医疗费用，估计因为古巴实行全民免费医疗，这方面的压力并不大）一时急火攻心，撒手人寰，她母亲也相继去世。她想到自己离乡多年，和父母聚少离多，最后竟没有送上一程，更重要的，她觉得自己每日从事的工作，丝毫没有让她感到成就感或者自我价值的体现。

“人们都羡慕我，但是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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