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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诸葛亮入蜀之初便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依据和增删秦汉旧律，
共同制订了蜀国的法典《蜀科》。此外，他还亲自起草了各种科条律令数十则，
其内容包括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
诸葛亮擅治军，陈寿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就曾提到，
诸葛亮“治戎为长”。诸葛亮也曾在《论荐刘巴》一文中亲言：“运筹策于帷幄之中，
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
可见，诸葛亮治军有方。诸葛亮善于治军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治军以明。诸葛亮治军以明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内容，
从正面来说，诸葛亮治军以明表现为：一、提出明确的道德要求。
如《将苑·谨候》一文就集中表述了这方面的内容。诸葛亮认为师出以律，
失律则凶，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要“勇”、“廉”、“平”、“忍”、
“宽”、“信”、“敬”、“明”、“仁”、“忠”等有关道德方面的要求。
《将苑·将材》一文中要求将帅要具备“仁”、“义”、“礼”、“智”、
“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阴察第十六》一文中说阴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
“赏贤罚罪”、“安仁和众”、“保大定功”、“丰挠拒谗”。
一、规定严格的法令规定。如诸葛亮亲着的《法检》两卷、
二、《军令》两卷（现存仅为《军令》十五条），制定的《八务》
三、《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便宜十六策·斩断第十四》
四、一文对不听从教令的“轻”、“慢”、“盗”、“欺”、
五、“背”、“乱”、“误”七种情形的严肃处理。
其次，以信为本。诸葛亮治军重信。诸葛亮认为，“信，重然诺也”，
也就是说，“信”就是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言出必行。不诚者失信，
如果不知道守信用，那么作战一定会失败；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够执行，
那么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是毫无用处。反之，如果用信义来鼓励将士，
将士没有不拼命效力的。因此，诸葛亮强调治军要以信为本，
“夫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以信为本，就赏罚而言，
诸葛亮认为要“赏罚有信”，因为用赏罚来判定功过，
士卒就会知道守信用；就将帅而言，诸葛亮认为所谓信将，
即“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
蜀国大臣朱褒、雍闿、高定等叛变，南中豪强孟获参与其中。
在北有曹魏大兵压境、东有孙权荆州军威胁，南有三郡叛乱的困难形势下，
诸葛亮采取了“北抗曹魏、东和孙权”的战略，
在建兴元年（223年）十月派邓芝到东吴进行修好，并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接着，在建兴二年（224年）积极进行兵力补充、整训等战役准备工作。
这样，在建兴三年（225年）初，已经具备了南下平叛作战的条件，
于是，诸葛亮在成都开始组织这次南征战役。
建兴三年（225年）五月，诸葛亮大军渡过泸水，进入益州郡。
在克服了气候、地形、运输等困难后，
在味县（今云南曲靖）以北地区追上了孟获的部队，经过激战，
击败了孟获的部队，生擒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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