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火车上值乘日常 (第1/2页)

列车驶过广水之后，窗外的地势明显开始起伏。大别山的余脉从北边压过来，山不高，但连绵不断，像一道灰蒙蒙的矮墙横亘在豫鄂交界处。铁轨在山脚下来回弯曲，车轮碾过弯道的钢轨时发出一声悠长的金属呻吟，尖锐又低沉，像一头老牛在被什么东西压得喘不过气。

何雨柱从餐车回到硬座车厢的时候，车厢里的灯已经亮起来了。昏黄的灯光从头顶的灯罩里洒下来，落在座椅上、地板上、旅客们的脸上。灯光不够亮，车厢两头还各有一片阴影，里面影影绰绰地蹲着几个没买到座票的人。空气混浊得很，旱烟味、汗味、小孩的奶腥味、行李袋里装着的咸鱼味，全都搅和在一起，像一锅馊了的粥。

他站在车厢连接处，整了整武装带，把大檐帽的帽檐往下压了压。帽檐的阴影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下巴和嘴唇。这是他从马长河那儿学来的——当铁警的不能老是笑呵呵的，得有点架子。这身制服穿在身上，就得让人看见了心里先打个突。

车厢里有人在喊他。

“公安同志！公安同志过来一下！”

何雨柱循声走过去。硬座车厢的过道很窄，两边坐满了人，腿伸出来横在过道上，他得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去。喊他的是个中年妇女，头上裹着一条灰扑扑的方巾，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孩子。孩子脸蛋红扑扑的，眼睛闭着，嘴巴半张，呼吸又急又浅。

“同志，您看看我这娃，烧得厉害，”中年妇女急得眼眶都红了，“从上车就烧到现在，越来越烫了。”

何雨柱蹲下来，伸手在孩子额头上摸了一把。烫得很，起码烧到三十八九度了。孩子感觉到有人碰他，眼睛睁开一条缝，看了何雨柱一眼，又闭上了，嘴里哼哼唧唧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您这是去哪儿？”何雨柱问。

“去汉口，去汉口找孩子他爹，”中年妇女说，“他爹在汉口码头上做搬运工，过年也没回家，我这是带孩子去看他。谁知道半道上就烧起来了，这可咋办哟……”

何雨柱站起来，往四周扫了一眼。硬座车厢里没有医药箱，列车上的急救药品都在乘务室，但也就是些红药水、退烧片之类的东西。这年头火车上的医疗条件有限得很，真要是烧出个好歹来，只能等到了大站送医院。

“您等着，”他说，“我去给您找退烧药。”

他穿过两节车厢，到了乘务室。乘务员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正坐在折叠椅上打毛衣——何雨柱认识他，姓周，是铁路上的老人了，在火车上跑了十几年。周乘务员见何雨柱来了，把毛衣针往怀里一揣，站起来问：“有啥事？”

“有退烧药没有？12号硬座车厢有个小孩烧得厉害。”

周乘务员拉开乘务室的小铁柜，翻了一会儿，找出一个棕色的小药瓶。药瓶上贴的标签已经磨花了，隐约能看见“退热片”三个字。他把药瓶递给何雨柱，说：“这是去年的药，没过期，但效果也不好说。你让那孩子多喝水，烧退了最好，退不了的话，到了汉口赶紧送医院。”

何雨柱接过药瓶，又去接了一杯温开水。他端着搪瓷杯，穿过两节车厢回来的时候，中年妇女接过去的手都是抖的。她喂孩子吃了药，又把剩下的半杯水慢慢地灌进孩子嘴里。孩子呛了一口，咳嗽了两声，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谢谢公安同志，谢谢公安同志，”中年妇女连声说，声音哽得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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